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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亞（Baudrillard）在〈象徵交換與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一文中討論了現代消費社會交易行為的幾個重要特徵。在與馬克思的對話中，對於其僅以「使用價值」（use value）和「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兩種概念來理解資本主義作出批判，尤其針對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具有超越資本主義邏輯的歷史動力一點。

藉由眾所週知的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以符號學的任意性和其在結構中的相對性這兩個主要的概念來理解消費行為。由此衍生出布希亞觀點中，一個馬克斯所忽略的概念，即商品在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外的「象徵價值」。商品的象徵符號對於消費行為與生活的意涵進入了前所未有、超乎馬克斯所預期的階段，這些符號不再指涉外在世界中絕對或真實的事物，其本身的意涵完全汲取自他們內部之間的結構關係，符號不再具有確定性。這樣的結果帶來的是符號的解放（emancipation），符號從此與外在世界「無涉」，只在其內部系統中作用，而這樣相互結合所組織出來的是一種「擬仿」（simulatcra）現象。

以上的特性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符號在生產活動中的三個擬仿階段：第一層發生在文藝復興，不同社會階級可以透過參與符號的擴增（生產商品）過程互相競爭，打破過去封建社會中標誌地位、由少數階層掌控的狀況。符號在這裡作為特定自然狀態或象徵性事物的模擬；第二層則發生在工業時代，符號無需再被仿造，因為它被大量生產。其目的只在於創造一個可以無限製造的情境，符號和仿造物之間仍只是相對關係；布希亞所認為的真正具突破性的第三層級擬仿，是產品在「再生產」（reproduction）的過程中，「產品本身的意義也發生轉變」。相較於過去從特定原創物（origin）去生產出一系列物品的觀念，現在是由一個模型（model）去主動生產出無數的差異性。差異性的創造仰賴二元對立的原則，它的運作邏輯也如同基因序一般，可以從內建的序列中創造出無數的表現形式，但始終是在符號本身的內部系統中運作。在這樣的條件下，「超現實」（hyperrealism）的狀況於是產生的在這個時代，即現實的細微複製（meticulous reduplication）透過「現實」不斷再生產，最終現實與想像之間已無可分別。

在布希亞的觀點中，「生產活動的終結」（the end of production）已經不可避免地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的價值原則（commodity law of value）已經走到終點，不論是過去認為價值是衍生自神或自然世界的自然法則（natural law of value），或是假設人類透過勞動生產出剩餘價值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的革命者即使意圖推翻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但是他們依然是奠基於「以勞動生產創造出價值」的假設之上，並未查覺到布希亞所提出的殘酷事實：商品的價值原則已經被結構原則（structural law of value）所取代。此時，革命已失去目標，因為「勞動」在此已不具生產性，而只是系統中眾多的符號之一，勞動並非真的要生產什麼，而是作為一種社會化的表徵，代表著你是這齣戲中的一份子。

布希亞在七零年代中期發表了篇文章，當中概念展現了其不滿足於馬克斯過於理想之假設的激進觀點，這方面固然提醒了我們，天真地嚮往回歸只著重使用價值的勞動生產時代的困難與不切實際，展現出前衛的批判思想，這些觀念即使在我們二十一世紀的生活中都仍是很重要的提點。但不執著於馬克思的浪漫想像，是否就必然要全盤接受布希亞觀點中的殘酷事實，客觀物性、身體的直觀感受等等以往信仰因素，都在消費行為中都已無一席之地，無法回頭？

「場域」一詞是現今許多網路文章或是口頭討論中最常被濫用與誤用的詞語之一。布爾迪厄的「場域」觀念，可以首先藉由他自行歸納出的公式來清楚理解：「 [(habitus)(capital)]+field=pratice 」，這個公式中可以清楚看到場域的核心意義以及「資本」在當中運作的模式。在這個等式中，各種類型的資本與當中品味、習性具有正相關，而在特定的領域（場域）中作用，造成了等號另一頭的日常實踐，形成一個無限的循環。舉例來說，出生在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由於具有其原生家庭所累積的資本（包含社會、經濟、文化等意義之上的），以及在當中所培養的習性或品味，而有機會且樂於接觸古典樂，甚至學習古典樂器。這樣聆聽古典樂或學習樂器的日常活動就成為等式右邊的實踐行為，這會回過頭來更加強這個資產階級場域中作為品味或資本的古典樂素養、技能，這樣的技能和素養便會在這特定場域的日常行為中持續地擴大，理所當然地成為他在布爾喬亞階級世界中的文化資本和品味。

可以注意到，這個式子是一個無限成長的循環，如果沒有人去質疑、批判它的合理性，它就會不斷地擴大並鞏固下去，只要這個邏輯沒有被挑戰，處於當中的人也會理所當然地為它辯護。有了這個式子的理解，「場域」這一概念的核心意義就十分明顯，那就是權力在當中的運作。繼續使用上述的例子，假設這個布爾喬亞孩子的琴藝到達了一定水準，他能夠以此為技能去賺錢，繼續鞏固這個古典樂品味在資產階級場域的意義；即使他不以此謀生，對於古典樂的素養以及樂器的才藝，也將轉化為他在其他場域上的資本。試想面試一份工作或是交友，喜歡古典樂又會彈奏樂器，似乎就是種雖非決定性但又具有影響力的資本。不論如何，在上述假設中，我們似乎都不會去質疑他擁有古典樂素養的正當性。但在這個「古典樂品味」的例子中，它與「家庭」、「經濟」、「階級」、「教育」等範疇藕斷絲連的關係是我們常常忽略的，少了當中任何幾個條件的家庭，有可能順其自然地完成這個古典樂素養的訓練過程嗎？是什麼樣錯綜複雜的因素造成特定場域的構成，那是我們可以另外去探討的問題，但在這裡要注意的是，權力的運作是當中的黏著劑，若我們沒有去懷疑過場域的構成是經由哪些看不見的力量所推動的，它就會不斷地運轉下去，且順理成章，自然而然。

從上面的例子繼續延伸，那些看不見的權力支配所從何來？往往就是另一場域的資本。當一個領域、範疇產生其自主性時，以上的式子就會無形地開始成立，文學、藝術、宗教等等皆如是。而一場域的資本要加入甚至影響另一場域時，就必須經過轉換。舉例而言，若有一底層階級的暴發戶想要讓自己也加入上述那個屬於資產階級的場域中，可以運用他經濟上的資本（貨幣，屬於另一場域）請來音樂老師教導他的子女古典樂，假以時日，他的子女就獲得了這項古典樂的資本，可以加入上述那個屬於資產階級品味的場域之中，並且身為暴發戶子女的這個身份會在這個實踐行為等式的不斷強化中，隨時間而被淡忘。這樣的轉換可利可弊，但往往是被人們忽略的癥結點，以為文學、藝術或教育云云具有它的自主性，無法被經濟、政治等等因素介入，其實只是沒有注意到當中從一場域過渡到另一場域的轉換而已。「教育是階級的鍊金術」布爾迪厄如是說。

所以，「場域」一詞強調權力概念，以及其中強烈鬥爭性的運作，新資本進入新場域造成影響而改變整個實踐行為等式的案例，可以是大快人心的革命或新氣象，也可以是更高明、更隱密地鞏固既得利益者的操弄。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必須在當中正視自己置身其中的「反身性」原則，不可忽略自己必定也處於特定場域的實踐中，並且更敏感且快速地察覺、迎接、甚至積極創造有效的場域轉換，在持續且快速地突破與再造中抵禦現代性帶來的權力支配。

傅柯在《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的序言，提到了波赫士小說中關於「中國某部百科全書」的段落。這個詭異的分類系統調侃了我們對於既有知識體系中自認科學的分類模式，更大的一部分則是撼動了以往人們理所當然的認知、建構世界的方式，就如傅柯在序中所說的，「動搖了我的思想（我們的思想）所有熟悉的東西，這種思想具有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地理的特徵。……動搖了我們習慣於用來控制種種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和所有的平面，並且將長時間地動搖並讓我們擔憂我們關於同與異的上千年的作法。」，而傅柯也坦言這本著作是由於閱讀波赫士作品中的這個段落而誕生的。

這段落中一系列的分類項目，打破了我們與生俱來藉由二元對立來認識世界的慣性，每一個形容詞的對立面向都缺席，成為了一條條毫無交錯點的線。當然這並不是因為這些線相互平行，這樣的文字敘述所呈現出來的圖像想必是一條條任意扭曲的線所組合的怪異圖形，無法以邏輯推敲，這樣的圖形早已超出我們習以為常用來感受一切的思維，我們的資料庫中找不到這種形象，即使單一項目的形象本身也已經十分匪夷所思。甚至在描述的程度與類型上就已經極度不對稱，「③溫馴的」與「④乳豬」，前一項至少還是個形容詞，下一項竟然突然變成一個名詞，這又在直觀的閱讀上挑戰了我們已經被語言系統制約的感知。最弔詭的，「⑧包括在目前分類中的」，這一項目則直接讓我們的邏輯世界崩解了。

眾多關於這段文字的討論中的各個面向，都反映了由仰賴「意旨結構」（structure of signification）和「意指活動」（signification）的結構主義過渡到開始對其質疑的後結構主義思潮的過程，也其實都和傅柯思想中對既有知識體系構成的挑戰相關聯。在《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中，傅柯分析維拉斯奎茲（Velazquez）著名的畫作「Las Meninas」，完美地說明了古典時期人們所藉以感知、認識、並建構世界的相似性（resemblance）和知識型（episteme）特性。畫面中的人物不論是就位置、眼神、角色、結構性、象徵性等等因素來看，都必須藉由「相對」的線索來建構，這也正是我們長久以來賴以生存的認知模式。在知識的「考古學」與「系譜學」中，傅柯的思想核心便是要破除那些對於歷史真理、進步論、具有目的論的種種迷思，強調歷史是一系列不可共量的論述系統。

這種對於辯證歷史的屏棄是後現代、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必經之路。在德勒斯的語言中，黑格爾式的辯證歷史稱為「比例類比」（analogy of proportion）；結構主義式倚賴相似性的觀點則是「比例性類比」（analogy of proportionality），兩者都是其所要破除的對象。至少在傅柯和德勒茲的例子中，就呈現了兩種路線的後現代戰略。即使二人的著作都大量地對各面向的社會議題、文化現象、藝術類型等等進行分析，解構以往認知所習以為常的理解模式，提出獨到的見解，但兩者論述中終究各自有著不同的重心。政治參與、歷史詮釋、權力批判、創造性的哲學、原初力量、……等等眾多的面向的實踐路徑，從這些後現代大師的努力，我們可以看到對抗現代性的路途充滿無限的可能，至少可以相信後現代一詞的輪廓與實踐的道路無比遼闊，而不再只是透過去中心、非理性、拼貼等等虛無縹緲的詞語去被大眾認知或介紹。